刚知道高尔泰是1982年刚上兰州大学，高尔泰的《论美》脱销，在市场上高价才能买到。同舍的人谈论：高尔泰穿身上有污渍的衣服，蓬头几近垢面，在兰大哲学系教美学。但我在校园里并无缘碰面。直到后来听他做告别讲座，那时，高尔泰被作为反精神污染的对象遭到批判，兰大校方越来越觉得高尔泰是个麻烦，恨不能早早“出手”，高尔泰也欲从兰大出走，这时外地有超过10所大学对他招手，好像有香港的，四川的，没记错的话，好像还有东北的辽宁大学。

高尔泰要走了。兰大的学生对校方的不满情绪渐浓，对高尔泰的留恋达到空前。有学生社团组织一次高老师临别演讲，贴出的海报几次被“组织”撕掉，社团又几次重贴。演讲那天，可用人山人海形容。在进入文科楼阶梯教室的冲锋中，我的眼镜被挤掉了。教室过道里，满是人，窗外挤着一张张探望的面孔。高老师对演讲的不易稍作调侃就开讲。演讲很平和，很学术，有启发性，并不具有煽动性。

高尔泰很快就离开兰大，留下一片怅恨。后来听说他去了四川。

毕业后我到了东北工作。1987年的冬天，一次去北京采访，在人民日报招待所，我见到了出差到北京的高尔泰，他灰白的头发高高飘起，仿佛疾驶的列车上飘起的旗帜。谈起兰大的情景，他淡然一笑，他的一个另类的门生我曾相熟，最近被树为典型在中央电台宣传，提起此事，高尔泰连忙替他澄清事实，生怕传言伤害了学生，颇有护犊之情。我问他可喜欢北京的气候？他连忙反问：“你说什么气候？”在淡然的神态里，隐约可见有入骨的叛逆在涌动。多年的积郁和磨折，并没有改变他直率的天性，只是使其直率更具洞察和穿透力。

后来，与高老师有书信往来，那清秀洒脱的毛笔书法被我珍藏下来。他对我们老家烟台很感兴趣。曾托我与校方联络，有兴趣到烟台大学走访，也有意到烟大落脚。我到了烟台大学中文系，找到负责人，提起高尔泰，对方一脸茫然。对家乡人的无知，我深以为耻。高老师与烟大的因缘就此烟消。从那以后，每次回乡，看到环境优美的烟台大学，心里却难免会有一丝鄙夷。想起八十年代初期，烟台大学刚刚建校，请来北大的副校长当家（北京很多人喜欢烟台，我猜是要到这海边养老），我从兰州回家，烟台人问我，烟大在全国能不能排第三，我哑然，海边的人见识如此狭窄，这让我这深爱家乡的人有了另外的认识。

1988年春，我到西藏采访，到成都找军方帮忙，跟高尔泰联系上，到了他家里。一进他的家门，看到他卧室外深深的竹林，我就猜到高老师选择四川师大的缘由了。高老师情绪很好，仿佛一只欢实的鸟儿。看到他屋门两旁的对联“海为龙世界，云是鹤家乡”，觉得跟他此情此境十分贴切，我提议给高老师和师母在对联旁合个影，高老师笑得像个孩子，师母则一副小鸟依人的情状。记得在他家呆到挺晚，才记起再不回市内可能没车了，于是高老师送我出门，看到一个蹦蹦车正发动着要走，高老师催促并扶我赶紧上车，等车开起来，才被告知，这车根本不是去我要去的地儿。高老师率真可爱到莽撞的地步，想起听人说过，他一次去北京参加重要会议，迟迟未到，人家等他半天，他满头汗赶到，说是在公交车上跟小偷打起来了，参证我的亲身体会，觉得这事八成可信。

一晃25年过去，如今高尔泰先生已在这个世界的另一端静和地学问和创作，细想起来，这个一生奔波穿梭起伏跌宕的人，最终是被上帝眷顾的。